沈泽玮：针对人民币的“新广场协议”呼声再起

《华尔街日报》8月28日刊文提出“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”。但与1985年旨在压低美元（左）汇率不同，这次讨论的核心是推动人民币升值。（档案照）

围绕中国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的国际讨论近期升温，西方舆论场中，要求针对人民币达成“新广场协议”的呼声再起。

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刊文提出“世界需要另一份广场协议”；但与1985年旨在压低美元汇率不同，这次讨论的核心是推动人民币升值。文章认为，中国庞大且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，正在威胁贸易伙伴的产业基础；尽管多国多年来要求中国转向依赖内需、减少出口依赖，但收效甚微。

文章因此主张：“一项以加征关税为强制执行手段的货币协定，或许是逼迫中国采取行动的唯一方法。”

文章还称，欧洲对中国的不满持续升高，推动协议的时机已渐趋成熟。法国政府今年2月一份报告提出，可考虑让欧元兑人民币贬值20%至30%；德国总理默茨6月也呼吁针对中国达成“新广场协议”，并称人民币被低估30%。

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虽强调“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.2万亿美元（1.53万亿新元）贸易顺差的中国”，却不赞成以新广场协议解决问题。他认为，单靠人民币升值无法根治全球失衡，应将焦点放在产业补贴、出口依赖和内需不足等结构性问题，并通过贸易政策推动中国扩大内需。

本周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G20财长会议上，全球贸易失衡成了协商焦点。围绕“非市场政策”、过度出口和产业补贴等内容，中国与其他成员存在分歧，导致联合公报最终流产。贝森特说，中国以外、包括俄罗斯的19个成员均支持相关表述。

“19比1”的态势表明，美国正尝试将对中国贸易模式的批评，从双边贸易争端扩大至全球贸易失衡的讨论框架中。虽然新广场协议非华盛顿的既定政策，也未形成国际共识，但围绕中国贸易顺差、产业政策和汇率机制的博弈已升温。

日本在1985年签署《广场协议》后，日元大幅升值，随后经历资产泡沫及泡沫破裂后的经济低迷。尽管日本长期低迷由多重因素造成，但这一经历使“广场协议”在中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。

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《学习时报》文章说，“广场协议”的签署，表面上是为了解决汇率失调，实质上是日美经济实力消长背景下，美国试图通过汇率调整转嫁国内经济矛盾、重新获取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策略谋划。

《环球时报》社评直批：“所谓重演‘广场协议’，本质上不是经济处方，而是政治施压。”文章强调，中国绝不会接受以汇率之名行打压之实，并称中国企业竞争力来自完整产业体系、持续技术投入、超大规模市场和充分市场竞争，并非靠汇率“人为制造”。

从现实条件看，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能否在当下重演？

《经济学人》分析认为，新广场协议不会奏效。文章指出，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已从1986年的约2000亿美元暴增至2024年的约12万亿美元，当年《广场协议》五个签署国的外汇储备总额，也从1320亿美元升至近1.9万亿美元。资本市场规模与资金流动速度今非昔比，少数央行联合干预汇市的影响力已明显下降。

中国也不是当年的日本。中国拥有庞大外汇储备、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多元贸易伙伴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。若通过国际协议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，不仅需要中国配合，还涉及贸易、资本流动、货币政策和全球供应链，执行难度远超40年前。

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能够达成，与美、日、德、法、英等主要经济体当时具有较强的政策协调基础有关，相比之下，如今中美处于高度战略竞争状态。况且美国自身财政赤字高企，若主要依靠顺差国承担调整成本，而美国自身财政和消费结构变化有限，新协议的效果也会受到制约。

在内需疲弱、房地产调整的情况下，出口已成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撑力量，北京不会轻易接受外部力量推动人民币大幅升值，这牵动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和经济调整成本。

当下关于人民币、贸易顺差和经济再平衡等讨论，正值中美双方为本月元首会晤做前期准备。尽管汇率问题未成为中美正式谈判的核心议题，贝森特也不主张以新广场协议解决贸易失衡，但贸易顺差、产业补贴、出口依赖与扩大内需，已成为美国要求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诉求。

人民币汇率是否进一步进入中美经贸谈判议程，以及欧洲会否继续推动汇率议题，是观察后续博弈走向的变量之一。

围绕新广场协议的讨论，与其说是酝酿一份1985年式的国际协议，不如说是各方围绕中国贸易顺差及经济再平衡展开的舆论博弈。在全球经济格局已发生沧桑巨变的当下，博弈的核心恐已非一纸协议，而是美国、欧洲都越来越难以接受对华贸易的明显失衡，并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问题的出路。但中国也不会主动放弃对本国汇率或经济结构调整的自主权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、现实条件的改变，以及是否有一方能说服另一边：现状已不可持续。